董欣宾著作——《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

后记

郑奇

    在这篇后记中，我不能不以激动的心情向读者介绍一下在本书合作过程中起决定性、主导性作用的良师益友董欣宾，并借此向读者展示一下本书的合作经过。
    董欣宾，一九四O年出生于无锡张泾镇，十四岁起，从师秦古董柳先生，研习中国画。先后当过农民、工人、语文教师、解放军、中医、直到成为刘海粟大师的山水画研究生。业余时间，他曾拜无锡著名武术师高童柏为师，学得了一手武艺。当中医期间，曾在医学院进修西医人体解剖学，亲手解剖过男女老少多具尸体。更者，他常年累月，嗜书如命，遇有经、史、子、集、释、老、歧、黄，东西方古今哲学、军事、天文、地理、生理、心、马列主义理论及现代科学方法论等等著作，便废寝忘食、朝暮捧读。然而，这还不是他的最大特点。就我自一九八年安徽黄山画派学术讨论与他认识以来，对他最为强烈的印象，是他那种对于民族与时代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强烈的事业心。每遇他对月把盏，道古论今；或讲坛演说，慷慨陈辞；或义正辞严，痛斥丑恶；或语重心长，与朋友倾吐衷肠；或循循诱导，教育学生与后辈；甚至于病中呓语，于病危之隙写下泪迹斑班的诗篇……你都会感到他的心随着时代的节律在颤抖，他的血连着长江黄河的波涛在奔流。
    我们这次合作是从一九八七年九月开始的。当他提出写作方案时，我尚未认识到此书有多高的价值，觉得无非是将历史上已经形成的范畴整理整理。但一经讨论，便发现他有着全新的学术体系、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以对偶范畴为纽结，组成为一个严密的网络，环环扣紧，层层纵深。诸如：
    在美学方面，他提出了“最佳布数抽引起的最佳感受就是美”的新的定义；提出了与理性相对偶的“美性”理论。
    在与艺术起源学密切相关的人类起源学方面，他提出了以古代中国“三才”说与现代生物化学最新发现相结合的“泥生说”，对达尔文的生命树假说提出了质疑和补充。
    在认识论方面，他提示了中国以主体辩证为轴心，客体辩证为基础的基本特征。对这一特征，我们“辩证象形思维模式”加以概定，由此展开了中西文化多方面的比较性探索。
    在人类文化比较方面，他从饮食文化的“杆箸形”和“刀叉型”之差异出发，进一步把握了“炭土型绘画”与“油血型绘画”两大体系；并从文化生态学立论，初步揭示了黑色人种艺术、黄色人种艺术与白色人种艺术这三大世界性艺术流派的形成规律及其特征。
对人类未来文化，他提出了“精神科学文明”的大胆预言。
    在对现代中国画的总方面，提出了将现代中国画家分为“延续型”和“开拓型”两类的主张；在对未来中国画的发展方面，更提出了许多精到的见解。
    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在中国绘画学科建设这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上，他用现代科学方法论对古老的艺术形式进行了由宏观世界向微观世界贯通的分析诠释—建立了以知感觉生理心理学的“笔感”理论为基础的笔力学理论； 建立了以临界点与“O的美学”为基本思想的章法学理论；建立了“类相—自相”、“复合”为主范畴的形象学与色彩学理论，以中国水墨画、青绿山水、浅绛山水的形成，第一次进行了原因原理分析，并提出了“随彩赋类”的未来色彩学预见。
    在我们的共同讨论中又深化建立了“绘画主体系列”、“绘画表现系统”、“绘画构成要素系统”，等等。
    这一切，无疑为中国绘画的学科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然，我在全书的写作过程中也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是将他的观点与历史资料融汇，在著作型框架基础上，再进行逐一的阐述和系统地深化。我本人也有一些创造性劳动。但更多的则是在互相讨论与切磋中，甚至是在激烈的争论中将体系推向完整和严密。全书写作过程，分析部分多由我执笔；综合部分多由他执笔；有的则由我撰写初稿，经他修改后，我再调整、修订、誊抄完稿。
    我与董欣宾是同届研究生，他在南艺攻山水画时，我在南师攻绘画史。我比他小十五岁，我们结合可能是当时研究生中最大年龄与最小年龄的结合。但在校期间，我们并不相识。毕业后第一年，在赴安徽纪念渐江大师三百二十周年纪念会的车厢里邂逅，逐渐由生疏、不了解，到结为事业的同志，为时已不算太短。多年来，他视我为学弟，人生事业，无不关注；因崦我也视他为学长，一方面以他成熟的学识补我之幼稚，另方面我深感他的学术体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力度和内涵，进行研究整理，是友谊的责任，更是事业的必需。我们还将合作《六法生态论》、《中国绘画学概论》、《美性论》、《中华民族思维模式》、《中国山水画学》、《中国人物画学》、《中国花鸟画学》、《东方饮食文化心理学》等书。我们深知工程之浩大，需要付出心血是可以想见的。而且，能否全部实现，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我们希望：我们象蚕一样，艰难地吞进一片片桑叶，消化成丝，在吐丝的时候，能有一个最简易的稻草架。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

一九八八年二月十八日于南京